中国网：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应对疫情、国际合作、宏观调控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战略等方面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也收获了不同的结果。那么，在疫情面前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差异为何如此之大？今天，我们就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颜色教授一同梳理一下疫情期间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的政策选择及其背后的原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颜色

中国网：目前美国是全球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危害。对比美国，中国目前的疫情防控已经进入了常态化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逐步恢复正常。其实，在疫情早期，两国在应对疫情的态度以及政策方面，就大相径庭。您怎么看待这两种差异背后的原因呢？      

颜色：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中美两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起初面对一个未知病毒的挑战，大家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美国从认识这个病毒到做出反应的过程特别漫长。从中国1月底暴发疫情以来，一直到3月底，这两个月，美国其实没有做太多反应，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亚洲病毒”、“中国病毒”，甚至认为，这是只针对黄种人的病毒，只有落后国家才会有这种问题，发达国家是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的。这就导致（他们）应对非常得缓慢。

第二，等到他们真正认清楚疫情的严重性以后，在协调、组织方面，比如物资的准备、政府的反应，social distance，即保持社交距离，包括隔离等方面就体现出体制的差异。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巨大的冲击时，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会带领整个体制做出非常有效率的反应，这非常重要。美国的体制，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之间，在协调方面，这些问题都比较严重。我倒不是说哪一个（体制）就一定好，但是在应对这种问题（突发公共危机）时，我国确实有一定的体制效率和（制度）优越性。

第三，当疫情彻底暴发，美国在后期应对疫情时，整体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问题。其实，体现出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面临大选，他们有很多的选择都是出于大选、选战的考虑，什么样的大选策略是最优的策略。（而对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考量服从于大选的政治利益。此外，美国本身的政治氛围又是两极化的政治氛围，互相对立非常严重。很简单，一个口罩的问题就（可以）成为你支持民主党或支持共和党的一个标志：支持民主党的人戴口罩，支持共和党的人不戴口罩。一个很简单的科学问题被政治化，很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大选的考虑，这就导致中美应对（疫情）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中国网：可以说这种政治因素导致的应对策略、态度的不同，也是让人们付出了生命健康的代价？      

颜色：没错，从美国（应对疫情的）整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以特朗普为首的少数政客对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经常是放在人民群众健康利益之上的，比如有一些（言论）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包括像我这种对美国非常了解的人也无法理解，比如要大家注射消毒液类似这样的问题。这就体现出，美国对于这种未知病毒，态度傲慢、自大，整个组织也很混乱，让大家对于美国整体的政治运行状况非常失望或者很震惊，真的是很震惊。      

中国网：可能说一系列出乎意料的操作也让美国错过了疫情防控最佳的窗口期。新冠疫情在海外暴发以来，中国面向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国家，派出了医疗救援队，捐赠防疫物资，分享抗疫经验，我们也积极地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疫情的源头，而美国却指责并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甚至甩锅“中国病毒”。我们知道，面对疫情，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是唯一的选择，那么美国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颜色：这也体现出中美两国政治体制与社会的巨大差异。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较少担负国际社会责任。其实，在二战以后，美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承担着比较多的社会责任的，当然美国有霸权主义的一面，但是它也确实承担了比较多的（国际）社会责任。但是美国由于国内政治结构的分化，大家的政治立场高度地对立，特别是大选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国内政治立场的对立。所以，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在过去这20-30年间，包括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允许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合作当中，没有获益，是受到损害的。  

疫情就更加剧了他们的这种观点，认为和国际组织，尤其是和中国的合作，对他们来说是吃亏的，而中国则占了便宜。而且从时间线上来说，疫情最初是在中国比较严重。所以，最简单的操作手法，就是把（责任）“甩锅”给中国。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疫情之前，一直以来，特朗普所鼓吹的，其实是在迎合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占了便宜，美国吃了亏。因为疫情，美国吃的亏就更大。所以，这种“甩锅”的操作是特朗普及共和党内相当一部分鹰派人士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特别是（为了在）大选期间稳固选票，进一步操纵这样的议题，把这种观点强化。所以，我认为，这是美国国内政治一个很激烈的问题，也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社会面临很多结构性的问题，短期之内无法解决，所以，只好把这个问题输入到国外去，“甩锅”给别国。      

中国网：为了对冲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出台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为企业纾困、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对比美国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中国的财政政策规模略小，力度也略弱。您怎么看待两国在财政政策上的差异性，效果又如何呢？  

颜色：从总体规模上来说，就像您所说的，美国财政政策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其中很多都是直接给企业、给个人的救助。美国目前正在讨论第五轮的刺激政策，虽然还没有出台，但我觉得非常有希望出台。以前，美国财政赤字的规模，国债的规模，都是有上限的，现在都被突破了。美国是采取了一些短期化的政策，而不太在乎长期的利益。美国国债的规模，短期之内已经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大选之后，明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有点失控。总体上来看，美国财政、货币政策刺激规模都是完全不惜代价的，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是大选的因素。大家都希望最好不要交税，大家都希望政府给我发钱。可是钱从哪里来呢？现在低税收就意味着未来的高税收，或者大家都不愿意交税，让中央银行去印钱，印钱最后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其实美国人一样是交了通胀税。所以，所有现在的这些问题未来都是需要买单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美国现在的政策都比较短期化，因为如果我竞选不上总统，什么事情跟我没关系，那都要下一任去担心。所以，美国政策短期化的现象非常得严重。

中国财政政策力度也是不小的，但和美国或者和很多西方国家的力度相比，总体来说（我国财政政策）占GDP的规模相对而言略微小一些，我们主要的财政政策，包括赤字率的提升，增加了1万亿的预算内赤字，专项债比去年增加了1.6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发行了1万亿，加起来总共3.6万亿，其中额外为疫情增加的大约是2万亿左右，而且我们本来就会做一些正常的增加。所以，这和我国的GDP总额相比，大约占2%-3%之间的财政政策刺激规模。  

我国和美国（相比），国情、社情方面存在很多的不同。首先，美国老百姓储蓄率是非常低的，如果失业了，老百姓就没有收入了，生活立马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所以，美国向老百姓直接发放救助金。从我国的角度来说，首先我国受到的冲击比美国要小，（因为）美国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国家，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80%，而疫情冲击最大的就是服务业。所以，美国受影响的人群更广，这些人一旦失业，生活立马就会出问题，而且刚好美国又临近大选。而我国受影响的人群相对美国而言，是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群，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承受的，不至于生活立马陷入困顿。  

第二，我国对于生活真正遇到困难的人，在失业救济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更倾向于（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方式来保就业，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财政、货币综合政策措施来帮助企业，从而使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更倾向于这种方式，而不是直接发放救济金的方式。我们对失业的人也会发放（救助金），但规模是有限的。更多的是能够让失业的人重新找到工作。  

第三，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希望能够从“4万亿计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中国应对危机采取的财政政策）当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如果在遇到危机后，政府盲目地花钱、刺激、投资，其实长期以来会产生一些负作用。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的财政的承受能力，短期的财政赤字或财政救助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无限制地滥用，因为财政的可持续性很重要。而且，最终所有的财政赤字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承担的，因为政府本身只是（发挥）转移财富的作用。  

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财政政策，一直以来秉持的一个观点叫做量入为出，我们中国人是这个观点，我们中国政府也是这个观点，所以我们更偏向于保守，避免过度刺激。所以，我们财政政策能够具有可持续性，不要有过大的财政赤字或者规模太大的国债。（否则）老百姓以后会承担更多的负担。      

中国网：我们再来看一下货币政策。其实和财政政策是相辅相成的。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也实行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即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而我国则保持货币的定力和持续性。我们在降准、降息的同时坚决不搞大水漫灌。您怎么看待中美两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差异及效果呢？  

颜色：美联储在疫情暴发后直接把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0%-0.25%，而我国的利率，目前最低的水平，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为2.95%，七天央行逆回购利率为2.2%。我们的政策性利率总共就降了30个基点，对比美国，我们降得少太多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

其实我们人民银行在疫情暴发以后，受到外界的质疑还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我们不宽松？为什么我们的利率只降了30个基点？

从疫情期间来看，我国央行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宽松的，我们流动性投放是非常充足的，包括两次降准，多次短期逆回购操作，以及定向的结构化的货币政策，直接帮助了实体经济。

我认为，疫情给经济的冲击是不对称的，尤其冲击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业是受影响最大的。但是对于工业，一般大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等行业，影响是有，但很快就恢复了。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它其实比较希望能够直达实体、目标明确地进行支持，让钱能够不再流向房地产，不再流向股市，而是直接帮助到实体经济、小微企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流动性，比如1.8万亿再贷款，还有两会之后出台的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  

利率方面，我们做了适度下调，保证总体贷款利率的下行，保证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要显著下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货币政策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效果也比较好，从疫情暴发以来到现在，我们的金融秩序良好，实体经济也确确实实得到了货币政策的帮助。  

6月份，随着疫情在国内基本上得到控制，经济也基本上确立了一个逐步回升的势头，比如2季度GDP增速达到3.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政策就会进一步地调整。  

我国央行一直在强调要相对审慎，流动性不能过于泛滥，利率不能过低，其实就是因为，过分泛滥的货币政策就会导致整个资产质量迅速恶化，太多的坏账，最后会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的发生。我认为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防止金融风险的再次暴发。而金融风险暴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流动性泛滥导致银行资产的坏账增加，资产质量下降。而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就是美元的地位和我们不一样，美元资产被全世界购买，所以全世界都在承担（美国）货币宽松的后果。  

第二，美联储对很多企业和个人进行了直接救助，其实就是给他们钱，也没指望还，就是在撒钱。  

第三，因为大选这个短期因素，（特朗普政府）必须要做这种宽松。所有的成本，最后都需要明年买单。  

中国网：后疫情时代，中美两国在发展战略方面也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优化营商环境，并且通过“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观美国，则频频插手别国内政，奉行单边主义，打压外国企业，您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又会产生怎样不同的后果呢？  

颜色：本世纪的全球化，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美两国在商业领域的合作是全球化的一个主导力量。但是，全球化给美国国内带来的收益是不对称的，美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东海岸的华尔街和西海岸的高科技（企业）获利是最多的，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在全球化当中，当然也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利益，比如全球化当中，他们都享受了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如果没有中国的生产能力，美国的通胀将会无法想象。但（他们）获得的利益相对少，从工作机会上来看，可能很多美国普通的制造业工人甚至认为大量的工作机会被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国家抢走了。

所以，全球化给美国国内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使得美国国内对于全球化未来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见，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全球化是不满的，（他们把）这种不满（的情绪）就发泄到了中国身上。他们是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但选举时一人一票，他们代表的只是选票，所以临近大选时，这种问题就会被政客操纵和放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另外，我个人认为，这反映出一个重要的趋势，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和美国（的企业）竞争时，我们中国企业展现出更强的竞争能力和生命力，比如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有很多中国企业能够提供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这时，中国企业就能在很多竞争领域击败美国企业，抢到更多的订单。美国以往参与了很多国际秩序的维护，（因为）它是愿意去做的，并且愿意免费去做。为什么呢？因为维护了这种国际秩序后，美国企业可以把钱赚回来，因为美国企业赚取了更多的利润。

但是，现在美国维护国际秩序需要花钱，而在这种国际秩序的框架下，中国企业乃至其他亚洲企业有更强的竞争能力。所以，我认为企业竞争力背后其实反映了国力的兴衰，美国的企业不像以前那么有竞争力了。更加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企业有竞争力，我们的经济有竞争力，我们能够提供别人需要的产品，所以我们希望走出去，走出去对于我们和对方都受益。

中国网：谢谢颜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读！感谢您！

颜色：谢谢！      

中国网：中美两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政策选择，为中美两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中国方案可能不是最佳选择，但却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摸索出来的一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和发展之路，在平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之间，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白璐；主持：佟静；后期：刘凯/王一辰；主编：郑海滨）